（原标题：发现纹样之美：丝路南行中的蜀锦浮光）股票配资网首页
文博时空 作者 雪梨 两千年前，一条蜿蜒于崇山峻岭间的商道悄然铺展，这就是南方丝绸之路。驼铃声未绝，马帮蹄痕深，这条以成都为起点的古道，将蜀地的桑蚕丝缕织成璀璨的文明纽带。蜀锦，正是这条路上最耀眼的明珠。它汲取了巴山夜雨的灵秀、都江堰水的温润，跨越春秋战国，穿越汉唐风云，在丝绸之路上绽放出东方文明的华章。
蜀锦与南京云锦、广西壮锦、苏州宋锦并称中国四大名锦，距今有近3000年历史，兴于春秋战国，盛于汉唐宋。早期的蜀锦以多重经丝起花（经锦）为主，唐代以后品种日趋丰富。宋元时期，发展出纬起花的纬锦。
锦城机杼 丝路回响
成都因盛产蜀锦被誉为“锦城”“锦官城”。锦江古称濯锦江，这一名称的由来可追溯至西汉，濯锦江两岸分布着许多丝织作坊，用江水濯锦后晾晒，色彩格外鲜明。穿城而过的濯锦江水，见证了蜀锦的生生不息。
浣花溪旁的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里，清代花楼木织机在吞吐光阴，木质框架随着踏板起落发出低沉的吱呀，提花师高踞织机顶，挽动上千根提花综线时簌簌如雨，投花师甩动梭子，金线破开丝浪的脆响，恰似春蚕啮碎桑叶的晨昏。
在繁华喧嚣之外，循着“唧唧复唧唧”的古老韵律，我们带大家踏入这座蜀锦专题的小众博物馆。从战国的初露锋芒，到汉唐“扬一益二”时的冠绝天下，成为丝绸之路上的硬通货；从宋代的官府织院盛况，到明清的民间技艺传承，历史的脉络在经纬中清晰流淌。
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里的小花楼木织机锦之初现：古蜀丝光的千年序章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葚！
《诗经·卫风·氓》
蜀地沃野，桑影摇曳，蚕桑文明源远流长。传说中，第一位蜀王“蚕丛”身披青衣，引领族人从岷山迁徙成都平原，植桑养蚕，被尊为“青衣神”，奠定了蜀地“天府之国”与丝绸重镇的根基。相传嫘祖带领先民栽桑养蚕、抽丝织绢制衣、发明缫丝工具、铸造铜铁打制农具，倡导婚姻嫁娶，嫘祖与黄帝联姻，经过阪泉之战、竹鹿之战、冀州之战促成炎黄兄弟和睦联盟，共同战败蚩尤部落，不尚杀罚，主张兄弟民族和睦相处，使天下万邦部落和睦联盟，统一了中国。
商·青铜纵目面具 三星堆博物馆藏这件三星堆博物馆标志性的神秘面具，其夸张的“纵目”形象，常被学者联系到“蚕丛纵目”的古老传说。它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穿越时空，凝视着蜀地蚕桑文明的起源，是蜀锦文化深厚根基的精神象征，无声诉说着这段历史的悠远。研究人员在三星堆的青铜蛇、青铜眼形器等40多组器物上，均发现丝绸痕迹，品种有绢、绮、编织物。专家认为，三星堆丝绸工艺已经比较成熟，组织结构至少包括平纹织物、斜编织物，完全能够生产出丝绸服饰。
青铜大立人线描图 青铜大立人线描图春秋战国时期基本上为菱形等简单对称的几何图案。战国以后图案逐渐写实多变，花草纹样、蟠龙凤纹等陆续出现，如“舞人”锦、“龙凤条纹”锦。
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展厅战国·舞人动物锦纹样（仿制） 出土于湖北江陵战国楚墓，现藏于湖北荆州博物馆。舞人动物锦以深红、黄、棕三色呈现，纹样由矩形斜向排布形成齿状骨架。矩形之内，舞者与龙、麒麟等祥瑞以及植物穿插共生。一对戴冠舞人，冠带垂于脑后，身着长袍，腰系束带，长袖翩然舞动，姿态轻盈曼妙，逸趣横生，实属战国织锦之典范。
战国·对龙对凤朱色彩条纹几何经锦（仿制） 出土于湖南长沙左家塘44号战国中期楚墓，现藏于湖南博物院。对龙对凤彩条几何纹锦经线为朱红色，印证了楚人“色尚赤”的传统。龙、凤两两相对的组合，寓意夫妻和谐、家业兴旺。龙凤纹饰的出现，佐证了战国时期纹样由几何纹转向动物纹的演变，色彩搭配愈趋多样，织造技艺亦臻于精熟。
战国·塔形纹锦（仿制）塔形纹锦为二色经线交替显花。色线的组合有三种：浅棕和土黄；深棕和土黄；朱红和土黄。塔形图案的单位纹样是由若干个小矩形在一长方块内组成，并顺着经线方向作长带状排列，上下左右则互为倒置。为战国时期经锦，四大名锦里它的工艺和织锦密度都是名列前茅的，三套色互相借用，色彩和谐纹样简洁。
锦为城名：经纬乾坤的蜀中文明史诗
尔乃其人，自造奇锦，紌繏斐煦，縿缘卢中，发文扬采，转代无穷。
西汉·扬雄《蜀都赋》
自秦民携技入蜀，汉廷筑“锦官城”为名，蜀锦便以经纬为笔，在两千年前的织机上书写文明。
老官山一勾多综织机模型这件织机的原件出土于成都老官山汉墓M2，同时出土的还有另外三架织机模型及织工俑、纺织工具。
2012年，成都老官山汉墓M2出土了四部织机模型是蜀锦提花机模型，是迄今我国发现的唯一有出土单位且完整的西汉时期织机模型，代表了汉代纺织技术的最高水平，填补了中国乃至世界纺织史和科技史的空白。
织机模型结构复杂，包含多个部件，如机架、踏板、综片、经轴等，巧妙运用重力平衡原理，使操作省力，提综机构用一个旋转踏板控制几十片综。织机的操作以经纬线为主，经线布于机上，纬线由梭引织入，通过经纬交织形成织物。根据它们的织造原理和机械传动方式，这四台提花织机总体称为一勾多综提花机，其效率已超过三国时期马钧的“皆易以十二蹑”，展示了汉代织机的精妙设计和高超技艺。
专家们利用老官山汉墓织机成功复制出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这也证实了蜀锦“天下母锦”的地位。
汉代以来，蜀锦纹样以龙虎、辟邪、麒麟、仙鹿、鸿雁等动物奔腾飞跃于紧凑动荡的山脉云气中，加织吉祥含义如“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登高明望四海”“长乐明光”等铭文。
汉晋·长乐明光锦（仿制） 出土于新疆民半尼雅遗址，现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乐明光锦以墨绿为底色，豆青、棕、驼、米四色点缀其间，色彩凝练于青绿与棕黄两大色系，整体设色浓郁而沉稳。锦面织有“长乐明光”汉隶铭文。其纹样以连绵起伏的山状云气为骨架，四只神异瑞兽与一名骑手高低错落，穿插排布其间，是典型的汉代“云气动物纹”。整幅锦面构思精妙，气韵雄浑磅礴，正暗合“长乐明光”的祥瑞寓意。
汉晋·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仿制） 出土于新疆民丰尼雅遗址，现藏于新疆博物馆。1995年，“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膊出土于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的一座夫妻合葬墓，男性墓主上部右侧有一块色彩鲜艳的锦护膊，此即著名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膊，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也是新疆博物馆镇馆之宝。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为一句具有政治寓意的占辞术语，《史记·天官书》曰：“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以结合“五星”锦的织造工艺，明显是出自汉代皇家织造，用最高规格的华丽织锦为面料，采用汉代蜀锦独有的经线提花织造。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以宝蓝、绛红、草绿、明黄和白色等五组色经织出星纹、云纹、孔雀、仙鹤、辟邪和虎纹，其间穿插“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铭文，是中国古代“天人感应”和阴阳五行观念的反映。
“西域”自西汉以来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以东的中国西部地区。尼雅是西域古国之一，古称“精绝国”，是丝绸之路南道的一个城邦，地处东西交通的孔道，战略位置重要。蜀锦的流通，反映了中原汉王朝与西域诸邦族群与文化的交流。锦护膊本身的文字记载即系西汉王朝与羌人和匈奴等四裔族群交流融合的明证，其出土地点又明确反映了中原王朝与西域民族的交融，是汉朝中央政府管辖和治理边疆民族地区的重要物证之一。
《西京杂记》记载了蜀地的蜀锦生产：汉成帝时期，曾经命令益州地区的行政官吏，留下三岁的税赋，为宫廷织造“七成锦帐，以沉水香饰之”。到了三国时，诸葛亮治理朝政曾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尔。”当时有蜀锦织造之工官达76000余户，蜀锦成为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
魏晋南北朝，蜀锦在三国蜀汉基础上勃兴。丝绸之路畅通，东西方往来频繁。成都作为丝绸之路上河南道的起点，蜀锦大量外销。
此时期的纹样主要以流动起伏的波浪线为格局的云气动物纹为主，同时也受到伴随“丝绸之路”而来的异域文化的影响，出现了富含西域文化内涵的纹样——联珠纹为主的几何纹样开始作织锦图案的骨架，纹样中的动植物题材类型也更加丰富。北朝时期蜀锦的纹样不如东汉时期般行云流水，而是返璞归真，更加写实，也渐渐不需织出文字来辅助说明其寓意。
北朝·方格狮象纹锦（仿制）方格狮象纹锦（亦称“方格瑞兽纹锦”）的纹样以牛、狮、象三种瑞兽为间隔，将整体布局划分为三大单元区域，织造时运用青、红、棕黄、绿四色彩条经线与白色经丝共同起花，营造出“五色三区”的丰富视觉效果。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锦纹中大象背上的华盖、莲座、人物形象、卧狮以及配备鞍鞯的大象本身，生动地印证了历史上西域向中原进贡驯化狮、象的史实。
北朝·对羊灯树纹锦（仿制）对羊灯树纹锦在纬线方向为倒置对称，从中央对称轴向两边依次为：一对口衔花叶的鸟，鸟背后立一株葡萄树；高大的灯树，树冠两侧各立一只鸟；树下方是两只相对而卧的大角羊，脖系一根向后飘的绶带。
南北朝·红地绸辫绣新月纹经锦缘边带红地绸辩绣新月纹经锦缘边带为红地绸上以辫绣绣制联珠、圆环及新月纹样，另以经锦缘边。织物中，白色联珠内绣红、绿色圆环，圆环内绣蓝、白二色弯形新月。纹样排列整齐，多色而鲜艳。新月是阿拉伯世界的常见题材，在中亚、西亚等信仰伊斯兰教的地区，新月纹常出现于印信、银币、冠饰上。此件织物反映了伊斯兰文化的东进以丝绸为载体进入我国的历史。
锦行天下：万国纹章织盛唐
缫丝须长不须白，越罗蜀锦金粟尺。
象床玉手乱殷红，万草千花动凝碧。
唐·杜甫《白丝行》
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展厅当波斯联珠纹撞碎长安月光，希腊棕榈枝缠绕蜀地桑田，世界在此经纬交叠。唐代丝织工艺家窦师纶笔下的“陵阳公样”，以大唐气魄熔铸异域图腾：萨珊王朝的狮象昂首踏进团窠宝花，粟特银盘的联珠圈住希腊飞马，西域狩猎图景竟化作四天王弓弦下的奔鹿。蜀锦不仅是丝路商品，更成为万国纹章的载体。
隋唐蜀锦图案纹饰既有各种团窠内对称的祥禽瑞兽，更有体现中国传统特征和法则的构图脉络，随着织物结构从经二重平纹或三重斜纹转变为纬二重结构为主的多元组织结构，蜀锦织纹变得更加细腻，色彩更加丰富。
四天王狩猎锦（复制） 原件藏于日本京都法隆寺公元607年，日本圣德太子派小野妹子到长安朝见隋炀帝时，把四天王狩猎纹锦带回日本，圣德太子曾把它当作御旗，现收藏于日本法隆寺。
四天王狩猎锦的锦面纵横排列20个联珠团窠，联珠纹饰是波斯萨珊王朝流行纹饰。带翅天马上的骑士头戴日月王冠，马腿饰“吉”“山”两汉字，与波斯银器上头戴王冠的萨珊王骑马射狮形象相似。
唐·红地花瓣团窠含绶鸟纹锦“含绶鸟”为鸟的一种形状，无法辨别是何种鸟，或许为雁鸭类。唐代史书称之“鹘衔瑞草”或“雁衔绶带”，考古学家夏鼐先生称之为“立鸟”。
该锦以红色为地，青黄绿色显花，主题纹样为两立鸟相对站立，团窠环图案为花瓣型，宾花为十样花。花瓣组成团窠环，花瓣之间伸出折枝小花朵，对鸟头部后方伸出带结的平行飘带（绶带），两鸟中间上方饰有一串葡萄纹。团窠下部缺失，根据同一时期青海都兰县墓葬出土对鸟、对雁等团窠纹饰比对，窠内含绶鸟大都立于棕榈座上，鸟身饰方格桃心纹，颈部饰联珠条饰，鸟翅上翘带勾，尾部似排刷饰斜向条纹。
唐·红地五彩鸟纹锦 （复制） 出土于青海都兰热水墓，现藏于青海省考古研究所。红地五彩鸟纹锦为唐代斜纹纬锦，以大红色做地，以蓝、绿、白、黄四色显花，是一种充满波斯风格的纹锦，锦面以团形瓣案作环，环内鸟儿站立于联珠台上，嘴衔联珠绶带，颈部和翅膀也分別饰有联珠级带图案，织物的背后亦有纬线作背浮。这种“含绶鸟”当时被称作“五彩鸟”。
唐中期·红地方格蜀江锦（复制）蜀江锦为唐代极负盛名的蜀地所生产的一种经锦。唐代，日本大量遣唐使来到都城长安，学习当时先进的唐代文化。遣唐使带回大量王室回赠的蜀锦。至今，日本正仓院和法隆寺还藏有大量中国隋唐时期的蜀锦，被日本称为“蜀江锦”。
唐太宗时，益州“大行台检校修造”窦师纶（后封“陵阳公”），创作了许多形式新颖的蜀锦纹样，在唐代流行了100多年，时人称“陵阳公样”。
“陵阳公样”大量图案采用对称结构，以团窠（团花）为主，中央饰以各种动植物传统纹样，如对雉、对鹿、对马、对羊、翔凤、游麟等；外围饰以具有波斯莎珊王朝及粟特联珠纹，并穿插组合各种珍禽瑞兽及繁花异草。因此，“陵阳公样”尤为“章彩绮丽”，庄重华贵。
唐·联珠对鹊纹锦（仿制，左），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 唐中晚期·黄地对鹿纹锦 （复制，右上），原件现瑞士阿贝格基金会藏； 唐·饮水马纹锦 （仿制，右下），原件现为伦敦私人收藏。唐贞观年间，蜀锦首开文字织锦之先河，代表作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一时轰动京城，被唐太宗欣然收入宫中。
锦术远传：薪火经纬渡山河
蜀锦移芳，巫云散彩，天孙翦取相寄。
宋·赵以夫《天香》
唐末五代小王朝更替，北方中国风雨载途。为巩固统治，大宋政权以“名山茶”和蜀锦换钱，养着一百万人的常备军与战马。南宋时“成都府锦院”的锦缎产量远不能满足换马的需要，再增设“茶马司锦院”，专管茶马贸易。宋代以成都、苏州、杭州为中心的地区成为我国丝织业的基地，当时蜀锦与定州的缂丝、苏州的苏绣为全国的三大工艺名品。
两宋时期蜀锦技艺由纬锦逐渐向纬浮显花，花、地、纬组织分立转变，织造依然沿用束综式提花机。蜀锦纹样风格，一方面继承唐代的写生花鸟图案，一方面发展了在几何骨架上满布规矩花纹的清秀典雅的装饰图案，这些图案纹饰极具装饰性。
元代织锦继承了宋代的风格，同时融入了蒙古、游牧民族的特色，织锦中开始大量加入金线，结合了蜀地金箔技艺历史悠久的优势，出现用金线显示花纹的织金锦。这类元代蜀锦特点明显，被称为纳石失或“金搭子”。
宋·灯笼锦 （仿制）灯笼锦又名“庆丰收”和“天下乐”，宋代蜀锦纹样，因以金线织成灯笼形状而得名。此纹样以灯笼为主体，饰以流苏和蜜蜂。流苏一般是谷穗的变形图案，代表“五谷”，蜜蜂的“蜂”、灯笼的“灯”与“丰”“登”是谐音，这样便连成“五谷丰登”的吉祥语。
宋·八达晕锦 （仿制，上）；宋·落花流水锦（仿制，下）落花流水锦纹样以梅花纹、桃花或其他花朵和流水纹为素材，由宋代成都织锦工匠创作，表现“桃花流水杳然去”“花落水流红”一类唐宋诗词的意境。
明·宋仁宗后坐像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仁宗后坐像》原为清宫南薰殿旧藏历代帝后御容像系列中的一幅。该幅画
像画面主体人物为宋仁宗的第二位皇后——慈圣光献皇后曹氏。曹皇后端坐于画面中央，头戴九龙四凤冠，身着后妃命妇最高等级的礼服——袆衣。袆衣为深青色地，上绣翠翟与祥龙纹样，交领，大袖，尽显贵气。其面饰珍珠妆，双手合拢置于身前，表现出端庄肃穆的仪态。曹皇后身上的装饰符合当时的礼制规定，显示出皇后在宫廷中独特的身份与地位。与曹皇后形象相呼应的是站立在她身旁的两位侍女，一人手持长巾，一人手捧唾盂，就服饰而言，二人头戴“一年景”花冠，面饰珍珠妆与倒晕眉，身着同款圆领窄袖黑地小簇花长袍，腰部束革带，脚踩云头鞋。
宋·翟鸟纹宋皇后袆衣（复原）博物馆复原的袆衣根据南薰殿旧藏《历代帝后像》中的宋皇后像的图片资料创制而成。在全真丝藏青地上织出金、红、黄、蓝、白五彩翟鸟纹宋绵，再按宋皇后服的形制手工缝制成五彩翟鸟纹袆衣。
锦色依然：明清技艺的传承与革新
蜀锦机长越罗短，绣出鸳鸯春水暖。
清·方式济《蜀锦曲》
明代初年在蜀锦的传统产区成都设立了官办织染局，织造宫廷产品，蜀王府也设有织锦坊。蜀锦在元代不振的基础上，有所恢复和发展。从全国来看，丝织中心向江南转移，皇帝宫眷四时服饰，均由江南织造生产，蜀锦所织大多为蜀王府宫中茵褥之用，明末清初成都遭受战争的蹂躏，“锦坊尽毁，花样无存”，蜀锦产量大幅下降。清末，太平军占领江宁（今南京），朝廷将“织造府”迁至成都，从而大大地促进了蜀锦的发展。
明清蜀锦除继承唐宋以来的花草、折枝等纹样外，创造了许多新纹样，如灯笼、百子、晕繝锦和方方锦。明清蜀锦大多采用缎纹组织为地，多彩纬线显花的织物结构，通过缎纹地起纬花的织造，织物多彩，光泽特别的彩条诞生出最具代表性的“月华”“雨丝”“方方”锦，并称为“晚清三绝”。
明·太子绵羊锦（复制）童子骑羊，是明代较有代表性的纹样之一，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追求多子多福的表现。锦面上，骑在羊背上的童子身穿冬服、手握梅枝、肩挑鸟笼，潇洒闲游。羊代表“阳”与“祥”，梅枝和笼鸟用以报春，隐喻子孙满堂、幸福延绵。
清·红地百子图蜀锦（仿制）百子图是蜀锦纹样中比较传统的代表，以清代最盛。“百子图”又名“百子迎福”，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礼仪道德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自古以来，逢喜结连理，新娘的嫁妆中、亲友的贺礼中必有百子图锦缎被面被褥，以祝愿新婚夫妇早生贵子、儿孙满堂、阖家幸福。“百”含有大或者无穷之意，百子图的盛行，表现了人们对人丁兴旺、万代延续这一家庭道德理念的坚持和固守。
清晚期·“寿”“囍”方方锦方方锦组织结构为缎地显纬浮花，于单一地色上之，以彩色经纬线配以等形方格。此锦方格内交替织有铭文“寿”“囍”字样。尾部围花部位连续织造“萬”字纹，寓意吉祥,表达“萬不断”的含义。“萬”字，“萬不断”表示吉祥连绵不断、萬寿无疆。
清·雨丝锦被面 （复制，上）；月华锦被面 （20世纪70年代制，下）雨丝锦组织为二重纬，八枚缎地纬浮花，属蜀锦彩条晕裥锦系列。即由白色与彩色经丝组成“单元组”为“雨”，“彩条雨”的变化是由白色经丝与彩色经丝按一定规律变化形成“雨丝”。
月华锦为八枚缎地纬浮花二重纬织物，属蜀锦彩条晕裥锦系列。用独特的牵经工艺使经丝颜色微妙变化，形成“由浅入深”，或“由深逐浅”细微过渡成经向朦胧彩条，使之出现“晕色”效果。锦面晕裥彩条与图案配合，宛如“紫烟凌凤羽,奔光随玉觥”。
蜀锦讲究“图必有意、意必吉祥”。三千年桑影摇曳，蜀锦以经纬为笔，在时光的织机上书写了一部流动的文明史诗。作为中国四大名锦之首，蜀锦的独特地位不仅源于其“天下母锦”的技术奠基——从战国经锦到唐代纬锦的工艺革新，更在于它始终是丝路文明对话的载体。相较于宋锦的典雅装裱性、云锦的金碧宫廷气、壮锦的质朴民族风，蜀锦以“兼容万物”的纹样美学独步千年。
寸锦寸金间，巴山蜀水的灵秀、丝路万国的奇想、中华礼乐的魂魄，皆被提花综线绾作浮光——这不仅是经纬的交响，更是文明以柔软征服岁月的永恒明证。
观展攻略
1.基本信息
地址：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草堂东路2号）
门票：免费开放，无需购票。
开放时间：10:00-17:30。
交通：地铁5号线青羊宫站B口出，步行约800米到达。
电话：028-87337990
2.展陈布局
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是国家二级博物馆，全国唯一拥有全套手工蜀锦制作工艺和蜀锦历史文化展示的专业场馆，全国最大的蜀锦蜀绣文化传承基地与研究中心。
馆内文物藏品共计9373件，国家级珍贵文物48件。从丝绸起源、历代蜀锦、刺绣历史、明清服饰、织机沿革、蜀锦技艺六大部分展示蜀锦蜀绣的发展史。
现场能看到现存最后一台可以织造的清代织机，以针为笔线为蜀绣活态演绎，“迷宫幻锦”打卡拍照空间，“锦运扭蛋”互动装置，各样式的文创伴手礼。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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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 | 刘慧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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